孙吴晚世政局变化及朱、全派系斗争之管见
汪瑶
摘要：孙权晚年出于对江南大族的疑忌，利用亲信张温、暨艳与吕壹等人大肆压制江南大族，是其在晚世政策的一大变化，他在立嗣上的犹豫不决又造成党争不断，并促成以朱主和吴主为首的两个集团的斗争，两派系在“二宫构争”中形成，在孙氏宗族势力崛起后消亡，本文重点分析孙权晚年政策形成的原因，两派系产生的渊源，成员组成，及斗争的过程。
《抱朴子·外篇》三四《吴失篇》有对孙吴晚世政局的描述：吴之晚世，尤剧之病，贤者不用，滓秽充序，纪纲弛紊，吞舟多漏。贡举以厚货者在前，官人以党强者为右，匪富匪势，穷年无冀。秉维之佐，牧民之吏，非母后之亲，则阿谀之人也。
孙权晚年“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1]致使孙吴晚世政争不息，内部派系重重，然而在诸多的矛盾和斗争中以两个女儿为核心所形成的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犹显突出。
一、孙吴晚世政局之变化
孙吴政权的基础应包括三部分，一是江北南渡的大族，如彭城张昭、张休父子，琅琊诸葛瑾、诸葛恪父子，庐江周瑜、临淮鲁肃、汝南胡综、沛郡薛综等人；[2]其二是江南大族，如吴郡、吴县之顾陆朱张四姓，钱唐全氏，会稽虞、贺，丹阳朱、纪，阳羡周氏等[3]。三是追随孙氏南征北战之庶族将领，如吕蒙、吕范，程、黄、韩、蒋、周、陈、董、甘、凌、徐、潘、丁等人。“三分天下”确立之前，大敌当前，孙氏政权更依重的是南北大族，内部比较合协，矛盾并不突出，此时“先帝外仗顾陆朱张，内近胡综、薛综，是以庶绩雍赜，邦内清肃。”[4]而三分天下大势确立后，外部压力有所减轻，种种矛盾便暴露出来，首先便表现在孙权对南方大族的疑忌上，北方南渡大族中的周喻、鲁肃早早离世，周喻卒于211年，年仅36岁，鲁肃卒于219年，46岁，东吴十二虎将也有十人于孙权称帝前相继死去，两大集团的实力在孙权晚年大为消弱，而南方大族却随着东吴政局的稳定和南方经济的开发不断发展壮大，并对孙权的统治构成了压力，压制南方大族便成为孙权此时的首要政策。
我们从东吴建国不久发生的张温、暨艳与吕壹事件上可见孙权这个时期的态度。张温，吴郡吴县人，吴主孙权黄武三年（224），张温以辅义中郎将使蜀，受到诸葛亮的器重，诸葛亮还同温“结金兰之好”。可是“权既阴衔温称美蜀政，又嫌其声名大盛，众庶炫惑，恐终不为己用，思有以中伤之，会暨艳事起遂因此发举”，暨艳，吴郡人，张温引荐为选曹郎，至尚书。但艳“性狷厉，好为清议，见郎署混浊淆杂，多非其人，欲臧否区别，贤愚异贯，弹射百僚，核选三署，率皆贬高就下，降损数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贪鄙，志节汗卑者，皆以为军吏，置营府以处之。”暨艳的改革，必然是受孙权指使，否则他没有如此大的权力，但却触犯南方大族的利益，[5]他们“怨愤之声积，浸润之谮行矣。”其结果是孙权屈服于大族，“艳、彪皆坐自杀”，并以“温宿与艳、彪同意，数交书疏”为理由，将温下狱。[6]
随后发生的吕壹事件，又一次暴露皇权和南方大族之间的矛盾。《三国·吴志》卷五十二《顾雍传》云：吕壹、秦博为中书，典校诸宫府及州郡文书。壹等因此渐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醜诬，毁短大臣，排陷无辜，雍等皆见举白，用被谴让。
同书《三国·吴志》卷五十二《步骘传》亦言：后中书吕壹典校文书，多所纠举。骘上疏曰：“伏闻诸典校抉细微，吹毛求瑕，重罪深诬，辄欲陷人，以成威福，无罪无辜，横受大刑，是以使民跼天蹐地，谁不战慄！”
又曰：丞相顾雍、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濬忧深责重，志在谒诚，夙夜兢兢，寝食不宁，念欲安国利民，建久长之计，可谓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监其所司，责其成效，课其负殿。此三臣者，思虑不到则已，岂敢专擅威福欺负所天乎？
吕壹、秦博为中书，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但却具有“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醜诬，毁短大臣”的权力，且连尚书今顾雍、上大将军陆逊也被举白，显然是孙权为维护皇权，压制大族所驱使，[7]但孙权的努力却遭到南北大族的激烈反对，而大臣与校事的矛盾，恰是大族同皇权矛盾的曲折体现。当吕壹因污陷朱据被抓住罪证后，孙权即“亦觉悟，遂杀吕壹”以安慰大臣。
黄龙元年（229年），孙权称帝，“是岁，立登为太子，选置师傅，铨简秀士，以为宾友，于是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以选入，侍讲诗书，出从骑射。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登待接属，略用布衣之礼，与恪、休、谭等或同而载，或共账而寐。”[8]
孙权为太子所选宾友中，诸葛恪为诸葛瑾之子，张休为张昭之子，顾谭为顾雍之孙，陈表为庐江陈武之弟，皆南北大族之子弟，谢景、范慎、刁玄、羊衜或为大族或为当时名士，显然孙权为太子将来的政权班子所搭框架是以南北大族的新生代为主的，这显然对孙登将来的统治有利，而对南北大族的老臣依然有顾忌，这从他对陆逊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三国·吴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初，暨艳造营府之论，逊谏戒之，以为必祸。
而在吕壹事件中，从“丞相顾雍、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濬忧深责重，志在谒诚，夙夜兢兢，寝食不宁”[9]表现中，可见吕壹也是把矛头直指陆逊的。
孙登早逝，赤乌五年（243），孙权三子孙和立为太子，此时孙权62岁，更加刚愎猜忌，因宠爱和弟霸，封其为鲁王，并“宠爱崇特，与和无殊”造成朝臣分成两大集团。《三国·吴志》卷五十九《孙和传》裴注引殷基《通语》：初权既立和为太子，而封霸为鲁王，初拜犹同宫室，礼秩未分。群公之议，以为太子、鲁王上下有序，礼秩宜异，於是分宫别僚，而隙端开矣。自侍御宾客造为二端，仇党疑贰，滋延大臣。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附鲁王，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权患之，谓侍中孙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一人立者，安得不乱？”於是有改嗣之规矣。
在这场因孙权的昏馈的所造成的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陆逊是站在孙和一边的。《三国·吴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又广陵杨竺少获声名，而逊谓之终败，劝竺兄穆令与别族同传云：先是，二宫并阙，中外职司，多遣子弟给侍。全琮报逊，逊以为子弟苟有才，不忧不用，不宜私出以要荣利；若其不佳，终为取祸。且闻二宫势敌，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鲁王，轻为交构。逊书与琮曰：“卿不师日磾，而宿留阿寄，终为足下门户致祸矣。”琮既不纳，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议，逊上疏陈：“太子正统，宜有盘石之固，鲁王籓臣，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获安。谨叩头流血以闻。”书三四上，及求诣都，欲口论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听许，而逊外生顾谭、顾承、姚信，并以亲附太子，枉见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数与逊交书，下狱死。权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时年六十三，家无馀财。
陆逊对鲁王集团中的杨竺和全琮的指责及明确表明拥护东宫的态度，让孙权产生疑忌，最终造成陆逊被逼仄而死，宗亲翦灭的下场。[10]
二、孙权晚年全系集团和朱系集团的形成及在“二宫构争”中的斗争。
孙权晚年的在立嗣上昏馈之举造成的“二宫构争”，表面上看是各以大族为代表拥储立嗣争夺权力的斗争，其实不然，考其时，一方面当年跟随孙权建立东吴基业的南北大族元勋此时多为老衰之身，且在孙权不断提高皇权，压制大族的政策下多无所作为，略有所举动便遭切责，在“二宫构争”中他们只能是参与者，只能“奉礼而行”，而非领导者，另一方面以南北大族子弟为主的新生代又处在发展阶段而不能承担派系斗争的领导权，显然“两宫构争”幕后另有其人。《三国·吴志》卷五十《步夫人传》
吴主权步夫人，临淮淮阴人也，与丞相骘同族。汉末，其母携将徙庐江，庐江为孙策所破，皆东渡江，以美丽得幸於权，宠冠后庭。生二女，长曰鲁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后配全琮；少曰鲁育，字小虎，前配朱据，后配刘纂。
鲁班与鲁育因母亲步夫人受宠孙权而获得极大权力。鲁班，史称全主（或全公主），虽先嫁周循后配全琮而史不径称周主，疑是周喻早死，且周氏不为大族而全氏宗族在孙吴晚期政坛极盛并在鲁班的力促下形成了和皇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外戚集团的缘由吧。《三国·吴志》卷五十《全夫人传》
孙亮全夫人，全尚女也。从祖母公主（即全主）爱之，每进见辄与俱。及潘夫人母子有宠，全主自以与孙和母有隙，乃劝权为潘氏男亮纳夫人，亮遂为嗣。夫人立为皇后，以尚为城门校尉，封都亭侯，代滕胤为太常、卫将军，进封永平侯，录尚书事。时全氏侯有五人，并典兵马，其馀为侍郎、骑都尉，宿卫左右，自吴兴，外戚贵盛莫及。
鲁育史称朱主（或朱公主），虽先嫁朱据后配刘篡而不称刘主，也恐基于同样原因吧[11]，其女为孙休妃。
《三国·吴志》卷五十《朱夫人传》：孙休朱夫人，朱据女，休姊公主（即朱主）所生也。
全主和朱主是全系集团和朱系集团的领军人物，然两集团对立却缘自“全公主素憎夫人”[12] ，此“夫人”便是太子孙和的母亲王夫人，孙权对之“宠次步氏”。在性格上，步氏和王氏有很大的差异，全主的母亲步夫人“性不妒忌，多所推进”，而王夫人却“诸姬有贵者，皆出居外”，据此可以猜测两人当时必是水火不容，当步夫人薨后，此矛盾便由全主继承了，这可能便是全主“素”憎王夫人并欲除去太子和的原因吧。所以一旦有机会，她是不会放弃的。《三国·吴志》卷五十九《孙和传》：是后王夫人与全公主有隙。权尝寝疾，和祠祭於庙，和妃叔父张休居近庙，邀和过所居。全公主使人觇视，因言太子不在庙中，专就妃家计议，又言王夫人见上寝疾，有喜色。权由是发怒，夫人忧死，而和宠稍损，惧於废黜。鲁王霸觊觎滋甚。
朱主是反对全主拥立鲁王的，在此问题上两姐妹产生了对立。《三国·吴志》卷五十《朱夫人传》：初，孙和为太子时，全主谮害王夫人，立鲁王，朱主不听，由是有隙。
全主对孙权施加影响，使其在立嗣上犹豫不定，客观上造成了“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附鲁王，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13]的局面。
在拥立上“有隙”的全主和朱主最终形成各自的利益集团：朱主及吴郡朱氏与“顾、陆、朱、张”等江东一等大族及江北渡江大族之诸葛氏、张氏在“二宫构争”中通过拥立太子形成朱系集团，这一集团骨干为朱主、朱据及儿子朱熊、朱损，陆逊，诸葛恪、诸葛融兄弟，张休，顾谭、顾承兄弟。[14]全主的利益集团却为南方次等宗族之全氏、步氏、孙氏疏族及一些欲在拥立中攀龙附凤的中下级官僚，其骨干为全主，全综、全寄父子，全尚（全综侄，孙亮全后的父亲）、步骘（全主舅氏）、孙弘[15]、孙奇、杨竺[16]、吴安。于是拥护太子的陆逊、吾粲、顾谭“数陈嫡庶之义，理不可夺”[17]，风承主旨的全系骨干全寄、吴安、孙奇、杨竺“谮诉日新”，面对如此混乱局面，孙权却“沉吟者历年”，[18]他在考虑什么呢？《三国·吴志》卷五十九《孙和传》裴注引殷基《通语》曰：权患之，谓侍中孙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一人立者，安得不乱？”於是有改嗣之规矣。
孙权不愿看到袁氏骨肉相残之事在自己儿子中重演，便采用了各打五十大板的折中手段处理了“二宫构争”，其结果是“遂幽闭和”，“逊外生顾谭、顾承、姚信，并以亲附太子，枉见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数与逊交书，下狱死。权累遣中使责让逊，逊愤恚致卒”，“霸亦赐死。流竺尸于江，兄穆以数谏戒竺，得免大辟，犹徙南州。霸赐死后，又诛寄、安、奇等，咸以党霸构和故也。”[19]而朱系此时仍报有幻想，“於是骠骑将军朱据、尚书仆射屈晃率诸将吏泥头自缚，连日诣阙请和。权登白爵观见，甚恶之，敕据、晃等无事匆匆。权欲废和立亮，无难督陈正、五营督陈象上书，称引晋献公杀申生，立奚齐，晋国扰乱，又据、晃固谏不止。权大怒，族诛正、象，据、晃牵入殿，杖一百，竟徙和於故鄣，群司坐谏诛放者十数。众咸冤之。”[20]
朱据最终下场见《三国·吴志》卷五十七《朱据传》：
赤乌九年，迁为骠骑将军，遭二宫构争,据拥护太子，言则恳切，义形于色，守之以死，遂左迁新都郡丞。未到，中书令弘谮润据，因权寝疾，弘为诏书追赐死，时年五十七。孙亮时，二子熊、损各复领兵，为全公主所谮，皆死。
后来，孙权对自己的作法颇有悔意。《三国·吴志》卷五十七《孙和传》裴注引《吴书》曰：权寝疾，意颇感寤，欲徵和还立之，全公主及孙峻、孙弘等固争之，乃止。
《三国·吴志》卷五十八《陆逊传》中孙权曾对陆抗言：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前后所问，一焚灭之，莫令人见也。
在这场以全系和朱系为幕后操纵的“二宫构争”中，双方两败俱伤，但双方主将却安然无恙且各有收获。《三国·吴志》卷四十八《孙亮传》：
权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姊全公主尝谮太子和子母，心不自安，因倚权意，欲豫自结，数称述全尚女，劝为亮纳。赤乌十三年，和废，权遂立亮为太子，以全氏为妃。[21]
几乎是同时，孙权又把朱主的女儿纳给第六子为妃，即时为琅邪王后为景帝的孙休，这似乎也是孙权所作的平衡吧。[22]
三、孙权死后全系集团和朱系集团的斗争。
公元252年，孙权病死，九岁的孙亮继位，诸葛恪、滕胤、吕据、孙峻、孙弘五人辅政。《三国·吴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权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属以后事。
孙权死前安排的五位辅政大臣的关系颇为微妙。首辅诸葛恪是北方南渡大族新生代代表，少有令名，孙权曾置入故太子登左右，期以后望，陆逊死后代为大将军，掌握兵权。孙权以他为首辅想必意图深远，相对于江东枝繁叶茂、盘根错节的“四姓八族”，诸葛家族的势力略显单薄，易为皇权所驾驭。[23]孙权生前是反对党争的，但他晚年对大族的疑忌、在立嗣上的犹豫不决及对全主和朱主的纵容又客观上形成了“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官人以党强者为右”的事实，后虽黜和杀霸，但是并没有改变全系和朱系的派分党争，这决定了他对幼子辅臣的安排还是以平衡两派为原则。
诸葛恪在“二宫构争”中是支持孙和的，且为孙和张妃的舅父。《三国·吴志》卷五十九《孙和传》：
四月，权薨，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张之舅也。妃使黄门陈迁之建业上疏中宫，并致问於恪。临去，恪谓迁曰：“为我达妃，期当使胜他人。”
又《三国·吴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
恪子绰，骑都尉，以交关鲁王事，权遣付恪，令更教诲，恪鸩杀之。
诸葛恪在秉政后对孙和妃的许诺及对儿子的做法证明他当为朱系。
腾胤和诸葛恪为姻亲。《三国·吴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
滕胤以恪子竦妻父辞位。
《建康实录卷三·废帝亮》：
恪每出征，胤常居守。
腾胤在“二宫构争”中的态度及和诸葛恪的关系也证明他为朱系。
孙弘、孙峻显然是全系，这从他们在在“二宫构争”中的表现，己见一斑，无庸赘言。
吕据的情况比较复杂，在“二宫构争”中是明确拥护鲁王的，但在两系斗争中又似保持中立，手握兵权为孙峻所顾忌。《三国·吴志》卷六十四《孙峻传》：
其明年，文钦说峻征魏，峻使钦与吕据、车骑将军刘纂、镇南将军朱异、前将军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以图青、徐。峻与胤至石头，因饯之，领从者百许人入据营。据御军齐整，峻恶之，称心痛去，遂梦为诸葛恪所击，恐惧发病死，时年三十八，以后事付綝。
孙权对两系的平衡，显然是从利于幼主统驭着手，而利用宗室以翼辅皇权也是他晚年对东吴政权格局安排的一变数。[24]只是他理想中的平衡从一开始便被打破，孙弘首先发难，孙峻却转以媚事诸葛恪。《三国·吴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
翌日，权薨。弘素与恪不平，惧为恪所治，秘权死问，欲矫诏除恪。峻以告恪，恪请弘咨事，於坐中诛之，乃发丧制服。
除去孙弘后，政局是有利于朱系这一方面的，于时诸葛恪“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事崇恩泽，众莫不悦。恪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25]但诸葛恪“刚很自用”[26]未能利用这一有利形势，而是轻起战端，邀姜维大举伐魏，破坏了孙权晚期制定的“限江自保”的对外政策[27]，引起久以偏安江南大族们的不满，[28]于是“违众出军，大发州郡二十万众，百姓骚动，始失人心”，后战事不利，造成“士卒伤病，流曳道路，或顿仆坑壑，或见略获，存亡忿痛，大小呼嗟……由此众庶失望，而怨黩兴矣。”[29]的不利局面。建兴元年，孙峻因“民之多怨，众之所嫌，构恪欲为变，与亮谋，置酒请恪。”[30]伏兵杀其于殿堂。
案此时孙亮年幼，断无能力参与密谋，参与此谋当有他人。《三国·吴志》卷四十八《孙亮传》：
明年四月，权薨，太子即尊号，大赦，改。是岁，於魏嘉平四年也。
同传云：吴太平三年九月，綝黜亮为会稽王，时年十六.
魏嘉平四年即公元252年，吴建兴元年为252年，吴太平三年为258年，故此时孙亮方为10岁。
又据《建康实录卷三·废帝亮》：
诸葛恪之诛也，卫将军孙峻收恪，亮大言曰：“非我所为。”
《三国·吴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裴注引《吴录》：
峻提刀称诏收恪，亮起立曰：“非我所为！非我所为！”乳母引亮还内。
此又为亮无其谋之力证。
又《三国·吴志》卷五十《何姬传》：
孙亮即位，孙峻辅政，峻素媚事全主。
《三国·吴志》卷六十四《孙峻传》：
峻素无重名，骄矜险害，多所刑杀，百姓嚣然。又奸乱宫人，与公主鲁班私通。
同传云：建兴中，孙峻专政，公族皆患之。全尚妻即峻姊，故惟全主祐焉。
可见与全氏有姻亲关系且和全主有苟且之事[31]的孙峻相谋除恪当为全系集团，且有孙氏宗族的加入。[32]而孙峻对诸葛恪前恭后倨也定与此有关。
诸葛恪死后，全系集团加紧了对朱系集团的打击，首先便是除去故太子孙和。《三国·吴志》卷五十九《孙和传》：及恪被诛，孙峻因此夺和玺绶，徙新都，又遣使者赐死。[33]然后是翦除朱系集团之羽翼。《三国·吴志》卷六十四《诸葛融传》：恪既诛，遣无难督施宽就将军施绩、孙壹、全熙等取融。融卒闻兵士至，惶惧犹豫，不能决计，兵到围城，饮药而死，三子皆伏诛。
朱系也有反抗，但已力不从心。
《三国·吴志》卷《孙登传》：（孙登）子璠、希，皆早卒，次子英，封吴侯。五凤元年，英以大将军孙峻擅权，谋诛峻，事觉自杀，国除。[34]
《三国·吴志》卷五十《朱夫人传》：五凤中，孙仪谋杀峻，事觉被诛。全主因言朱主与仪同谋，峻枉杀朱主。在这次反抗中，朱主被杀，朱系集团随之瓦解。
四、全氏集团的最终覆灭。
综上所述，朱系集团所赖以存在的南北大族在孙权晚期的历次打击和压制下已大为衰弱，而诸葛恪的冒然出兵又引起众庶失望，最终在全系集团的打击下走向衰亡。但在两系的斗争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孙氏宗族势力活跃的身影，并最终促成了以孙綝为首孙氏宗族集团的崛起。《三国·吴志》卷六十四《孙綝传》：
孙綝字子通，与峻同祖。[35]綝父绰为安民都尉。綝始为偏将军，及峻死，为侍中武卫将军，领中外诸军事，代知朝政。吕据闻之大恐，与诸督将连名，共表荐滕胤为丞相，綝更以胤为大司马，代吕岱驻武昌。据引兵还，使人报胤，欲共废綝。綝闻之，遣从兄虑将兵逆据於江都，使中使敕文钦、刘纂、唐咨等合众击据，遣侍中左将军华融、中书丞丁晏告胤取据，并喻胤宜速去意。胤自以祸及，因留融、晏，勒兵自卫，召典军杨崇、将军孙咨，告以綝为乱，迫融等使有书难綝，綝不听，表言胤反，许将军刘丞以封爵，使率兵骑急攻围胤。胤又劫融等，使诈诏发兵。融等不从，胤皆杀之。胤颜色不变，谈笑若常。或劝胤引兵至苍龙门，“将士见公出，必皆委綝就公”。时夜已半，胤恃与据期，又难举兵向宫，乃约令部典，说吕侯以在近道，故皆为胤尽死，无离散者。时大风，比晓，据不至。綝兵大会，遂杀胤及将士数十人，夷胤三族。
孙綝代孙峻“知朝政”，除去让孙峻顾忌掌有兵权的吕据和素有声望的大臣腾胤，至此孙权生前为孙亮所确立的五位相互阿衡的顾命大臣全已不在人世，以孙綝为首的孙氏宗族集团权力膨涨到极点，严重地威胁了皇权及拥护皇权之全系集团的利益。《三国·吴志》卷六十四《孙綝传》：
綝以亮始亲政事，多所难问，甚惧。还建业，称疾不朝，筑室于朱雀桥南，使弟威远将军据入苍龙宿卫，弟武卫将军恩、偏将军幹、长水校尉闿分屯诸营，欲以专朝自固。亮内嫌綝，乃推鲁育见杀本末，责怒虎林督朱熊、熊弟外部督朱损不匡正孙峻，乃令丁奉杀熊於虎林，杀损於建业。綝入谏不从，亮遂与公主鲁班、太常全尚、将军刘承议诛綝，亮妃，綝从姊女也，以其谋告綝。綝率众夜袭全尚，遣弟恩杀刘承於苍龙门外，遂围宫。
《资治通鉴·魏纪九》：
夏，四月，吴主临正殿，大赦，始亲政事。孙綝表奏，多见难问，又科兵子弟十八已下、十五以上三千余人，选大将军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使将之，日于苑中教习，曰：“吾立此军，欲与俱长。”又数出中书视大帝时旧事，问左右侍臣曰：“先帝数为特制，今大将军问事，但令我书可邪？”
《三国·吴志》卷四十八《孙亮传》：
十一月，全绪子祎、仪以其母奔魏。十二月，全端、怿等自寿春城诣司马文王。
綝欲立孙休（孙休为朱主女婿，）以自重，从他与休通信的内容中可看出他对全系集团的不满。
“朱据先帝旧臣，子男熊、损皆承父之基，以忠义自立，昔杀小主，自是大主所创，帝（亮）不复精其本末，便杀熊、损，谏不见用，诸下莫不侧息。”[36]
于是孙綝命“孙耽送亮之国，徙尚於零陵，迁公主於豫章。”[37]，至此全系集团覆灭，而以孙綝为首的孙氏宗族集团大盛，“一门五侯，皆典禁兵，权倾人主，自吴国朝臣未尝有也”，[38]不久，孙休与张布、丁奉为谋除去孙綝，重新夺回了权力，休死后，权臣濮阳兴、张布迎立孙和子孙晧，晧又通过外戚集团除去兴、布，重新树立了皇权，而此时孙吴政权已衰败不堪离灭国不远了。
据孙吴亡国之由虽为嗣子弱劣使然，但究其本源实肇自孙权，孙盛云：“孙氏因扰攘之际，得奋其纵横之志，业非积德之基，邦无磐石之固，势一则禄祚可终，情乖则祸乱尘起，安可不防微於未兆，虑难於将来？”[39]可谓明识，而朱、全二系之党争不断无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当难辞其咎。
参考文献：
〖1〗《三国志》 【西晋】 陈寿撰 中华书局出版1974年
〖2〗《建康实录》 【唐】唐许嵩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
〖3〗《三国志旁证》 【清】梁章钜撰，杨耀坤校订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
〖4〗《三国考裴注述》 林国赞 中华书局 1959年
〖5〗《三国志集解》 卢弼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2年
〖6〗《三国史研究》〖C〗 张大可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
〖7〗《三国史》 〖M〗 马植杰 著 人民出版社1993年
〖8〗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C〗 万绳楠 整理 黄山书社出版 1987年
〖9〗《魏晋南北朝史论稿》〖C〗 万绳楠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
〖10〗《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C〗 周一良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11〗《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外一种） 〖C〗 唐长孺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12〗《六朝史论》〖C〗 朱大渭著 中华书局 1998年
〖13〗《魏晋南北朝史》〖C〗 王仲荦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年
〖14〗《魏晋南北朝史略》〖C〗 何兹全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5〗《魏晋南北朝史探索》 〖C〗 郑欣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
论文参考：
〖1〗《论孙权》 张大可 录入《三国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
〖2〗《论孙权》 郑欣 录入《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
〖3〗《三国魏、吴校事制度剖析》 周兆望 录入《何兹全先生八十五华诞纪念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孙吴的建国道路》 田余庆 《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暨艳案及相关问题》，《中国文化》199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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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三国·吴志》卷四十七《孙权传》陈寿评曰
[2]田余庆先生在《孙吴的建国道路》中，称之为淮泗集团。《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
[3] 《文选》卷二八陆士衡《吴趋行》云：“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李善注引张勃《吴录》：称顾、陆、朱、张为四姓，陈、桓、吕、窦、公孙、司马、徐、傅为八族。
[4] 见《三国·吴志》卷六十一《陆凯传》
[5] 《三国·吴志》卷五十六《朱治传》：“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
[6] 见《三国·吴志》卷五十七《张温传》
[7]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七“校事”条谓：魏吴有校事官，似北魏之候官，明之厂卫。吴之校事则尤横。郑欣先生认为：吕壹的工作同于“刺举”，就是“充作孙权的耳目，对官员进行侦察、告密。”（见 郑欣《论孙权》，《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351页。）周兆望先生更认为：“吴置校事，很可能是对曹魏的模仿和承袭，是在搞“特务政治”，二者的“校事”都是“政治特务”。（见 周兆望《三国魏、吴校事制度剖析》，《何兹全先生八十五华诞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95页。）
[8] 《三国·吴志》卷五十九《孙登传》称：“黄龙元年，权称尊号，立为皇太子，以恪为左辅，休为右弼，
谭为辅正，表为翼正都尉，是为四友，而谢景、范慎、刁玄、羊衜等皆为宾客。于是东宫号为多士”
[9]见《三国·吴志》卷五十二《步骘传》
[10]马植杰先生认为孙权逼死陆逊是怕嗣主驾驭不了强臣，陆逊越是拥护太子，越让孙权产生疑忌，故有此举。见马植杰《三国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153页
[11] 据【清】梁章钜《三国志旁证》《步夫人传》条引《抱朴子·讥惑篇》云：吴之善书者，则有皇象、刘篡、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圣手也。据此可知刘篡乃文人，似无干政事，且刘篡在《三国志》无传，其在吴影响定不如鲁育前夫吴郡朱据大，此或为鲁育史称朱主不称刘主的原因。
[12] 见《三国·吴志》卷五十《王夫人传》
[13] 《三国·吴志》卷五十九《孙和传》裴注引殷基《通语》
[14]《三国·吴志》卷五十九《孙登传》：（孙登）临终，上疏曰：“……皇子和仁孝聪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系民望。诸葛恪才略博达，器任佐时。张休、顾谭、谢景，皆通敏有识断，入宜委腹心，出可为爪牙。范慎、华融矫矫壮节，有国士之风。羊衜辩捷，有专对之材。刁玄优弘，志履道真。裴钦博记，翰采足用。蒋脩、虞翻，志节分明……
《三国·吴志》卷五十九《孙登传》裴注《吴书》曰：“弟和有宠於权，登亲敬，待之如兄，常有欲让之心。由此可见孙登死后，故太子亲近之臣，即南北大族子弟转向孙和无疑。”
[15] 《吴录》云：“弘，会稽人也。”因《三国志》无传，疑为孙氏偏族。
[16] 《三国·吴志》卷五十八《陆逊传》云：“少获重名，而逊谓之终败，劝竺兄穆令与别族。”
[17] 见《三国·吴志》卷五十九《孙和传》
[18] 见《三国·吴志》卷五十九《孙和传》
[19] 见《三国·吴志》卷五十九《孙和传》
[20] 见《三国·吴志》卷五十七《朱据传》
[21] 《建康实录卷三·废帝亮》：“建兴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立皇后全尚女，太祖女鲁斑所生。斑谮废太子和，而劝太祖立亮，以女为妃。”注：鲁班夫为全琮，全尚为全琮侄，亮妃为其从孙女，《实录》有误，当依《三国·吴志》卷四十八《孙亮传》
[22] 《三国·吴志》卷五十《朱夫人传》：“孙休朱夫人，朱据女，休姊公主所生也。赤乌末，权为休纳以为妃。休为琅邪王，随居丹阳。”
[23] 马植杰先生在其《三国史》人民出版社153页中认为孙权不愿从江东大族中选择辅政者。
[24] 孙权的江东基业是从父兄中继承而来，但孙权对宗族子弟并非视为已出，陈寿在《三国·吴地》卷四十六《孙策传评》中有明显的讥议：“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而权尊崇未至，子止侯爵，于义俭也。”但孙权晚年对宗室疏族却大加重用，孙峻在辅政前为侍中，孙弘为中书令皆典机要，显贵一时。
[25] 见《三国·吴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
[26] 《三国·吴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裴注引《吴书》曰：“权寝疾，议所付讬。时朝臣咸皆注意於恪，而孙峻表恪器任辅政，可付大事。权嫌恪刚很自用，峻以当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徵恪。”
[27] 见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67页
[28] 《三国·吴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诸大臣以为数出罢劳，同辞谏恪，恪不听。中散大夫蒋延或以固争，扶出。《同传》：将军朱异有所是非，恪怒，立夺其兵。都尉蔡林数陈军计，恪不能用，策马奔魏。”《同传》：“即召中书令孙嘿，厉声谓曰：‘卿等何敢妄数作诏？’嘿惶惧辞出，因病还家。”
[29] 见《三国·吴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
[30] 见《三国·吴志》卷六十四《诸葛恪传》
[31] 全琮于赤乌十二年卒。见《三国·吴志》卷六十四《孙綝传》，此后全主寡居，当为孙峻苟合全主之时。
[32] 《三国·吴志》卷六十四《孙綝传》：“初，峻从弟虑与诛诸葛恪之谋，峻厚之，至右将军、无难督，授节盖，平九宫事。”
[33] 《三国·吴志》卷五十九《孙和传》：“四月，权薨，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张之舅也。妃使黄门陈迁之建业上疏中宫，并致问於恪。临去，恪谓迁曰：‘为我达妃，期当使胜他人。’此言颇泄。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宫，民间或言欲迎和。可见诸葛恪当政，有迎和代亮之举。“
[34] 见注12孙登和孙和的关系。
[35] 《三国·吴志》卷五十一《孙静传》：“孙静字幼台，坚季弟也……有五子，暠、瑜、皎、奂、谦，暠三子：绰、超、恭。超为偏将军。恭生峻，绰生綝”
[36] 见《三国·吴志》卷六十四《孙綝传》
[37] 见《三国·吴志》卷六十四《孙綝传》
[38]》见《三国·吴志》卷六十四《孙綝传》
[39] 见《三国·吴志》卷四十六《孙策传》裴注引孙盛评
(本文发表于《苏东论坛2006第二期）
欧阳修与颍州的“不了”情
欧阳修，字永叔，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出生于江西庐陵，但他的后半生却与颍州结下“不了”之情。
欧阳修从政时，宋朝国势已日趋衰败，北有强邻契丹（辽）压境，西有李德明的夏王朝虎视耽耽，南方少数民族也趁机起乱，宋王朝此时只有不断接受城下之盟，输帛纳币，苟且偷安。而国内也因统治集团的穷奢淫佚、横征暴敛而民疲财尽。改变宋王朝积弱积贫的政治局面一直是欧阳修一生的理想，也是他一生积极参与“庆历新政”的原因，可欧阳修骨子里终究是一个充满理想化思想的文人。他性格直爽，有话即说，诗酒放达，不避时讳，常常开罪于人而不自知。据王至《默记》载，天至七年（1029年）欧阳修参加会试，主考晏殊出题：“赋司空掌舆地之图。”其他考生乖乖答题，独欧阳修上前诘问：“据赋题，出自《周礼·司空》，今司空只掌舆地之图,而周司空的职守要广得多,不知考的是周司空还是汉司空？”晏殊大惊,只得作答：“是汉司空，看来满朝举子仅你一人识题。”值得庆幸的是，欧阳修遇到的是晏殊，是年他高中魁首，当属晏殊胸襟豁达、慧眼识才。仁宗景佑三年（1036年），改革派政治家范仲淹与宰相吕夷简政见相左，被寻机贬谪，有个叫高若讷的司谏便趁机诋毁范仲淹，欧阳修激于义愤，写下著名的《与高司谏书》予以讽刺，高若讷恼羞成怒，持书向仁宗打了“小报告”，硬是牵强附会，诬其书有刺讽朝政意图，欧阳修被贬为夷陵令，开始了生平的第一次放逐。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主持新政，欧阳修被召，身为知谏院的欧阳修找到修齐治平、大展鸿图的机会，短短的十个月中他就内政外交写下了70余篇札子，积极投身于新政的变革中，可此时欧阳修的书生气又犯了，他不合时宜地发表了《朋党论》一文，矛头直指当时还未失势的保守势力夏竦、吕夷简等人。今天我们能够击节赞赏此文的磅礴气势而不忍释卷时，又岂料在当时此文一出，却如石破天惊，波澜顿起，遂成为改革派与保守派矛盾激化的导火索，而欧阳修也成为敌对势力的眼中钉。两年后新政失败，范仲淹被再次免职，而欧阳修所谓“与外甥女私通”的“丑行”也被适时地揭发出来。据王至的《默记》记载，谏官钱明逸上书仁宗声称欧阳修与其妹妹的女儿张氏有染，后来还借甥女出嫁之机侵吞张氏家产。此事虽为小人捏造陷害，但人云亦云、众口铄金，不待申辩，早已是京畿耸动、朝堂哗然了。可见利用生活作风大作文章古已有之。欧阳修被贬出京师，带着满腔的愁苦，来到了滁州。欧阳修的思想前后有很大的分别，前期意气风发，一往直前，后期便有些徘徊瞻顾，忧谗畏讥了，而滁州之贬便是他思想变化的分界岭。在滁州，他自称醉翁，政治上的失意，使他的注意力转到山水诗情中去，那篇哙炙人口的《醉翁亭记》便应运而生了。
皇佑元年（1049年），43岁却早生华发的欧阳修由扬州沿水路移任阜阳（古称颍州），长夜难眠，前途未卜，他伫立船头，不禁吟道：“今夜南风吹客梦，清淮明月照孤舟。”（《行次寿州寄内》），情绪消沉的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前方迎接他的那座默默无名小城从此将与他结下了长达二十三年的不了情。
欧阳修为什么在人生的后期独独青睐于颍州呢？我们只能从他的《思颍诗后序》中略窥一斑：“予自广陵得请来颍，爱其民淳讼简而物产美，土厚水甘而风气和，于时慨然而有终焉之意也。”厌烦于官场中难险不测与人世间反复倾轧，早已身心憔悴的欧阳修只盼能在一块风正人和的土地上好好休憩一下，他选择了颍州，而颍州则义无反顾地接纳了他。23年后欧阳修终老于颍州西湖畔，而900年后在如今的阜阳城西3公里处的亭子村，70多户欧阳修的后人已经繁衍了整整38代。
当然欧阳修眷恋颍州的另一个原因，自然是颍州西湖了。颍州西湖位于今阜阳城西北一公里新泉河两岸，是古代颍河、清河、小汝河、白龙沟四水汇流处。后来由于黄河泛滥，西湖被泥沙填平，昔日美景，已呈烟云，但我们还是能从方志的记载中想像它的样子。据明代《正德颍州志》载，西湖“长十里，广三里，水深莫测，广袤相齐...... ,而四时佳景尚在，前代名贤达士往往泛舟游玩”。《清一统志》也有记载：“颍州西湖闻名天下，亭台之胜，觞咏之繁，可与杭州西湖媲美。”多年以后欧阳修的学生苏东坡也曾出知颍州，他在《颍州》诗中这样夸赞西湖：“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可见当时颍州西湖足以与名满天下的杭州西湖相颉抗。
我无法想象欧阳修载酒泛舟西湖的情景，但我却分明从他的诗文里听到诗人久违的欢呼声。“菡萏香清画舸浮，使君宁复忆扬州？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西湖戏作示同游者》）。诗人在其呈上级的诗文中这样描述他心中西湖的：“波光柳色碧溟蒙，曲渚斜桥画舸通。更远更佳唯恐尽，渐深渐密似无穷。绮罗香里留佳客，管弦声里来畅晚风。半醉回舟迷向背，楼台高下夕阳中。”（《西湖泛舟呈运使学士张炎》）。春日的颍州西湖，景色是那样引人入胜，绿水蜿蜒曲折，长堤芳草青青，春风中隐隐传来柔和的笙歌声。水面波平如镜，不待风助，小船已在平滑的春波上移去。诗人还在西湖畔惊喜地发现老师晏殊留下的痕迹，在湖滨“清涟阁”下两棵老师亲手栽植的柳树已合抱成荫，老师知颍期间开浚的西溪也已绿水漫流，览物思人，倍感亲切。他于是在这双株柳树旁建一亭台取名“双柳”，在西溪上建三座小桥，并以他诗人般的想象取名为“飞盖、宜远、望佳”。
知颍的短短两年对欧阳修人生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庐陵事业起夷陵”，但是思想上脱胎换骨却源自颍州，他反思自己性恪上缺点，认为“超凌骤拔擢，过盛辄伤摧”（《永州万石亭》）；他认为“为政所以安民也，无扰之而已。”（《江休复墓志铭》）；他看到了生活在最底层人民的艰辛，而官府却百般取利，作为地方长官的他深深感到内疚。他在《食糟民》一诗中写道：“不见田中种糯人，釜无糜粥度冬春，还来就官卖给食，官吏散糟以为德……我饮酒，尔食糟，尔虽不我责， 我责何由逃。”一诗中充满了深深的负疚感。皇佑二年，颍州春荒严重，欧阳修积极为民请愿，求得朝庭恩准免除颍州民夫修治黄河的徭役，并获准放粮赈灾；他还主持了城内清河疏浚工程，“尝白龙沟蓄水西湖，灌田以为民利”（《续思颍诗后序》）；他奖掖后进，推荐青年才俊，使吕公著、焦千之等颍州名士脱颖而出……
皇佑二年（1050年）欧阳修改知应天府（商丘），却让老母、妻儿仍留颍州，他委托好友梅圣俞为他买田置宅于颍上，欲过“行当买田清颍上，与子相伴把锄犁”（《寄圣俞》）的生活，遂盟归老颍州之意。皇佑四年（1052年），因母丧，欧阳修守制颍州，至五月服除后被召回京。嘉佑五年（1060年）欧阳修官至枢密副使，次年官拜参知政事，达到他政治生涯的顶峰，此时他的嘴老实多了，不再妄发议论了，虽与韩琦、富弼等老臣共掌朝政，但也常有致仕归颍之志，他在诗中写道：“何时乞残骸，万一免罪谴，买书载舟归，筑室颍水岸。”（《读书》）。嘉佑八年（1063年）仁宗去世，英宗继位，欧阳修仍官居参知政事，此时政事纷纭，奸邪蠢动，欧阳修归颍之心更炙，他在《感事》诗中叹道：“何日君恩悯衰朽，许从初服返耕桑。”治平四年神宗继位，二月，御史蒋之奇、彭思永恶毒地诬陷欧阳修“私从子妇”，后虽察明纯属子虚乌有，但欧阳修归心已定，对权力荣华再无留恋。欧阳修一生选拔、提携不少人才，其中包括象苏轼、王安石、吕公著这样在中国政治及文学史上有举足轻重位置的人才，但他却没想到经他一手提携为御史的蒋之奇居然从背后狠狠地咬了他一口。中国古代的言官制度定型颇早，在宋朝虽品级不高却被赋予很大的权力，他们虽能阻止坏事，但也能促成坏事，在北宋朋党之争中，一些朝臣往往通过拉拢一些言官，相互攻讦，混淆视听。欧阳修三次被言官弹劾不能不说是这种制度弊端的体现。欧阳修在《归田录序》中愤然写道：“备位朝廷，与闻国政……既不能因时奋身，遇事发愤，有所建明，以为补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疾谤怒丛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宜乞身于朝，退避荣宠，而优游田亩，尽其天年。”他于是六上表札，力求致仕。神宗不允，只许他以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的身份出知亳州。同年三月，疲惫不堪的欧阳修绕道过颍少留，此时他已与颍州分离达11年之久，但他在灵魂深处一刻也不曾与自己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分离。他用诗歌表达了此时的心情：“朱轮昔愧无遗爱，白首重来似故乡。十载荣华贪国宠，一生忧患损天真。颍人莫怪归来晚，新向君前乞得身。水味甘于大明井，鱼肥恰似新开湖。十四五年劳梦寐，此时才得少踟躇。”（《再至汝阴三绝》）。此后欧阳修接连上表求退，并在颍州修建房屋，准备归休之计。他常常想起知颍期间循游焦陂镇时的趣闻，当时十里荷花飘香，正是焦陂出新酒的季节，他乘船一路疾行，垂涎欲滴，兀耐却未带钱，便笑问酒保可否用腰间所系金龟换酒？（《忆焦陂》）而其中“焦陂八月新酒熟，秋水鱼肥脍如玉”佳句却成了今天阜南县焦陂酒的最佳广告词。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欧阳修终于以太子少师、观文殿学士之职致仕，如原以偿地归隐颍州了，为了这一天，他盼了二十年。
晚年的欧阳修沉浸于颍州的十顷碧波中，留连于湖光云影间，常携一两友泛舟湖上，或吟啸放歌：“归来恰似辽东鹤，城郭人民，触目皆新，谁识当年旧主人。”（《采桑子》），或垂钓江雪：“谁如颍水闲居士，十顷西湖一钓竿。”（《寄韩子华》）。然好景不长，熙宁五年（1072年）66岁的欧阳修仙逝颍州焦陂镇，临终绝笔：“冷雨涨焦陂，人去陂寂寞。惟有霜前花，鲜鲜对高阁。”
欧阳修与颍州的不了情还是划上了句号，只是完成的有些凄美，有些漫长，他在《思颍诗后序》为自己的这段情结作了总结：“迩来俯仰二十年间，历事三朝，窃位二府，宠荣已至，而忧患随之，心意索然，而筋骸惫矣。其思颍之念，未尝稍忘于心，而志之所存，亦时时见之于文字也。”
欧公仙去，四子欧阳辨留居西湖守祠，颍州西湖历经黄泛未能幸免，清嘉庆后湖面臃塞，昔时风华仅留籍册，而欧阳修的子孙们却始终坚守在这块土地上，似乎要永远继续先辈的这段拂之不去、剪之不尽的归阜情愫。
于丹的青蛙与不改其乐的颜回
于丹评讲的《论语》让我耳目一新，她提到了孔子对颜回的偏爱，也是我常常思索的一个问题，即孔子有那么多“棒”的学生，为何颜回地位最高，最为老夫子看重，并且自古为读书人所推崇?
他的弟子中如子贡做生意“家累千金”，搞外交便成“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从政呢，又长期担任鲁、卫二国宰相，这样的人真是干嘛嘛成，人之极品！据说孔子一生潦倒，出书没钱，包装上《百家讲坛》也没钱，而能赢得身后名、成万世师也多亏了子贡在老师死后的推崇与包装。再说子路，其人勇冠三军，对老师的话言听计从，从来没有什么小肚鸡肠，在政界也混的不错，后来做了卫国当家大臣孔悝的家将；最重要的是他对夫子忠心耿耿，老头周游列国，混得满鼻子灰，自叹如“丧家之狗”时，子路始终侧侯着，以至夫子叹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子路）与！”不离不弃，不狗眼看人，这样的弟子哪找去呀？子路对老师的学说也是真正的继承，不是打着老师的幌子卖自家的膏药，而是不惜用生命去悍卫老师所传授的“礼节”，于是生死之间，刀锋相错，子路赢得了“结缨而死”的惨烈令名。而子游是另一类的学生，人家靠立言混得不朽之光辉，不像他师傅一辈子也没出一本书，光是述而不作了，在今天肯定连个教授也评不上。据称《礼运》就是他写的，学界称其为“思孟学系”的开山者。而同样口才好，热衷于政治的宰我，虽然老是被夫子骂，因白天睡觉被夫子斥为“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行也”，他后来置疑老师的“三年之丧”而被夫子骂为“不仁”，连参与齐国的改革而牺牲也被夫子视为白死，但宰我是个真性情的人，用现在的话就是有个性，这样的人要不是牺牲的太早，早晚也是个人物。再说冉求，也是以政事见称，多才多艺，尤擅长理财，曾担任季氏宰臣，又是一个军事理论实战家，曾率军队抵抗过入侵齐军时发明了以步兵执长矛的突击战术取得胜利，又趁机说服季康子迎回了在外流亡14年的孔子，还是一个改革家，帮助鲁国季氏进行田赋改革，聚敛财富。可是后来老师也不喜欢他，认为非其道也，在学生中宣称:“（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夫子毕其一生，就喜欢一个学生，他就是颜回。 一个英年早逝，没出过什么书，没做过什么官，一个虽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的人，一个死后却被人称为“复圣”的人。为什么呢？这不符合现在的价值标准呀！这样的人怎能是个成功人士呢？
但我却在于丹教授那儿找到答案。于丹教授没有作太多的解释，她说了一个寓言，却让我一下明白了一切。她说，有一群青蛙发现面前有一座高塔，于是决定一起去爬上去，开始是一群蛙，后来爬着爬着，又累又热，有的青蛙就奇怪地问：我们是不是神经病，这么热的天，爬这么个劳什子塔有什么意义呢？众蛙一嘀咕，有的蛙就撤了，还有少数的蛙继续爬，爬着爬着，越来越少的蛙参与其中，到最后，只有一只最小的蛙爬到了塔顶。众蛙就非常奇怪，可是后来一打听，这只蛙是个聋子，开始时，它见众蛙爬塔，它也跟着去爬，后来，那帮蛙嘀咕什么它也听不见，它只知道一小步一小步向上爬，最后它爬到了顶。
于是我明白了，颜回的伟大就在于四个字——“不改其乐”，它就是那只聋蛙，不折不扣、不改其乐地坚持着夫子的“道”，他甚至是夫子理想中的自己的缩影，是一个连夫子自己都难于做到的理想“真人”。所以夫子的七十二贤徒中只有他最有资格陪着老师去吃那几千年世人敬奉的冷牛肉。 (本文发表于《颍州晚报》《副刊》2010年1月28日）
魏晋名士的难言之"瘾"
中国的瘾君子们大概是从魏晋开始的,是一帮号称正始名士的人始作俑的,他们都爱嗑一种叫“五石散”的药。“五石散”的发明，曹魏时代的名士派何晏先生是拥有专利权的。何晏身子骨文弱,要常吃点大补的东西，就发明了这玩意。《世说新语》记载他吃药的感受是：“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可见这玩意吃了以后会有飘飘欲仙的感觉，总之很爽。何晏发明了这东东，名士们趋之若鹜，所以在魏晋，甚至于唐代，嗑药的习惯为知识分子们所特有。
我们都清楚魏晋的名士们的一贯形象是轻裘缓带、长袖飘飘，仙气逼人，神神经经，这显然是有隐情的，说白了其实都是嗑药惹的祸。明白这一点我们看《晋书》时，就可以更好地理解魏晋时代的一些经典镜象。因为嗑“五石散”后会浑身发热，且皮肤很脆弱，易受伤，所以要穿宽松的大袍子；嗑药后，为保护皮肤，穿皮鞋也易伤脚，要经常踏拉着木制高跟拖鞋走来走去，当时的行话叫“行散”，用现在的话叫散步，所以说他们也是散步运动的老祖宗。谢灵运先生的鞋是很有名的，其实也与嗑药后的灵感有关。王羲之先生嗑药后，赤着上身侧卧在床上，结果让宰相的选婿使者看中，其实他是为了更好地发汗，结果成就了一代“东床快婿”的美名。另外嗑药后，不能常洗澡，而已还要穿旧衣服，因此名士们身上寄生虫很多，名士聚会时，“扪虱而谈”是很派的动作，谈兴正浓时，忽然说声SORRY，伸手在袍子里捉出一小物，扔进嘴里，匝巴一下吞进肚子里，继续悬河,这可是当时最潇洒的动作。竹林名士嵇康先生与组织部长山涛先生绝交，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他身上虱子很多，搔到痒处无疑人生一大幸福，如果做官，整日套上笔挻的制服，还要打个领带，无法“自由”搔痒，这简直会他的命，你让我做官，断我幸福,所以老子要和你绝交。陶渊明先生也是爱这口的，药劲上来时，也不能西装革履的，可是一次省里的监查官员来视察，按干规矩陶县长要穿戴整齐地接待领导，当然腰里还要束个皮带，这就让五柳先生很为难，后来一想，算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老子绝不能为五斗小米而搞个皮肤溃疡，就上山作隐士去了。另外嗑药后一定要饱食，捱不得饿，否则很容易有性命之虞，所以名士们即使在守孝期间，药劲上来，也要大饮大食，这常常被人误解为“居丧无礼”，其实这也是误解。竹林名士王戎在守孝期间，心情确实悲痛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形销骨立，被人称为“死孝”，但是其间药劲上来，他就顾不得什么死孝活孝了，摔开膀子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起来，当时的舆论界明白他的隐衷，也没有人拿这说事。吃过散的人多少有点象疯劲拿的，有些怪诞的行为，象一些名士搂着猪睡觉，或者有的人挥着剑去寻找苍蝇决斗，或者不走正门要钻狗洞出入等等，这些事在魏晋名士身上很常见，详情可以参看《晋书》、《世说新语》。至于嗑药后要喝酒,酒喝多了，要卖弄学问，谈谈玄学，时而挥着鸡毛掸子，赶走闻臭而来的不明飞行物，看着很潇洒，很有风度，其中难言之"瘾"，都藏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需要读史者深究探碛。
王羲之的那些事儿
——气量有点小的“书圣 ”
山东人王羲之的大伯王导是开国功臣、宰相,连皇帝见了他伯伯也要哈腰叫声导爷，叔叔王敦为荆州省长、大军区司令，老看皇帝不顺眼，想另立中央，皇帝一见他，腿肚子就抽筋。东晋时北方侨民本来就横，就象当年的国民党在台湾一样，兼之王羲之在伯伯家长大，整日地与些公子哥、太子党们厮混,所以小小年龄也沾染了当时高干子弟的不良习气，如四处游冶，玩玩书法，喜欢养个与众不同的宠物比如鹅之类的，有时在圈内聚会也吃上几口“五石散”，时时地HIGH一下。当时的大人物周顗业余爱好是相面，羲之本在就在一群平庸的高干子弟中鹤立鸡群，人又潇洒，且为当权的高干子弟，周老先生就有心巴结，在一次夜宴上，一道叉烧牛心大菜刚端上来,众人还没来及下箸时，他老人家就挟起一块牛心，颤颤微微地越过几道人墙，放进羲之的碗里，虽然搞的羲之挺纳闷，本来就不喜食内脏类物，且嫌老爷子不卫生，当时还老大的不情愿呢，可不曾想到从此名声大噪，为世人所知，想想赫赫大名的周老爷子给一个小毛孩夹菜，多大的面子,自然这孩子从此身价百倍了。
羲之对自己的书法成就一直是自信满满的，他曾有句名言：大书法张芝太弱智，把一池水都练黑了，才成名家，我要象他那样用功，还不比他强大发了。
羲之长大后，也要谈婚论嫁了，当时的军委主席郗鉴大人想与王氏家族联姻，就想在王氏子弟中为自己的女儿挑选个佳婿，就派秘书到羲之伯伯王导家去侦察一下。王家的少年听说军委主席要来挑女婿了，都亮出了最佳风采，个个西装革履，油头粉面，对了，忘了介绍一下，那个时代的男人不象现在男人的粗陋，喜欢化妆，每天都, , , 朝脸上打上厚厚的粉底，并以此为时尚，只是不想后来时代变化太快，这一权利竟让女人篡夺了。闲话少说，那天恰也不巧，羲之的毒瘾上来了，嗑了大量的“五石散”，那个时代不叫毒品，都叫什么什么散来着。, , , 这“五石散”劲一上来，就浑身发汗，羲之一时热力难耐，便赤着上身侧卧在东边的床上HIGH起来，连秘书走来也未看见，你想正在HIGH上，哪, 顾些许礼节。所以管子说过“肚子饿了，什么坏事都干，毒瘾犯了，什么脸面不管”管子此言不虚也。秘书回去向郗鉴主席汇报了实情，哪知老杠头郗鉴偏爱逆向思维，听了汇报大叫一声：“这正是我要找的佳婿呀！”其实真实情况是，老头子早就相中了羲之，不想竟创造了“东床快婿”这一成语。
当时高干子弟山西人王述也小有名声，可羲之平素就很轻视他，常常搞的他下不了台。王述曾做会稽的市长，因为母亲去世，要请几年假，守孝道，上头就让羲之代他做市长，羲之就想借此消消他的锐气，便故意多次放出声要去王述家吊丧，却连日不去。王述巴巴地在家候着候着地方长官来家吊孝、上份子钱，一来也好给自己脸上贴金，于是每每听到汽车喇叭声响起，就以为是市长大人来了，便收拾好一桌好菜等他到来，谁知像这样傻等了多年，等的花儿也谢了，银子也白花大把，市长大人竟然一直没有来，才明白市长大人是在耍他，从此王述就与羲之深深地结下了梁子。不曾想到，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也是高干子弟的王述后来做了扬州省长，是羲之的顶头上司，就任时，路过会稽市，径直而去，全当羲之不存在。在此之前，羲之经常对朋友水王述，说：“王述这小子就只能作个县干，老死了混个副省就不错了。就是想再回来做个会稽市长也是不可能的。”可不曾想王述居然年年青青就混个省长而且是管羲之的省长！于是羲之就越想越不平衡，便给中央打个报告，建议中央在扬州地域上再划一个越州省，由自己担任省长，不曾想中央根本就不把这建议当一回事。后来这事被某好事之徒抖出，羲之此举便成了官员们酒后笑料。羲之愤愤不平，气不打一处，正好儿子们从外面游玩归来，便狠揍了儿子一顿，说：“老子不比那姓王的能力差，官做的却比他小，就是因为你们不及他儿子王坦之有出息，他儿子在京城路子野的很呢！切，不就是靠儿子混饭吃罢！嘛了不起！”王述省长后来便有事无事到会稽市视察，不断地挑羲之市长的毛病，羲之便再也干不下去了，就打了报告，提前病退了。病退前，他在祖坟前发了毒誓，永不再混迹政界。后来朝廷因为他发誓太狠，也就不再序用他做公务员了。
羲之辞官后，到处游山玩水，荡舟钓鱼，又加入了道教协会，任个空头的理事长，由于没有太多的政务、应酬，便静下心把书法好好练练，从此书法又精进了很多，终成一代书圣。只是为了搞好艺术，常常以毒品为佐料，激情之后，常有神来之笔，《兰亭序》据说也是在嗑药之后的佳作，不嗑药是无论如何写不来的。只是后世的许多的艺术家搞不出好的创作，老拿羲之说事，为吸毒找借口，可见羲之此举害人不浅也。由于大量吸食毒品，羲之的身体不断透支，终于不起，五十岁便驾鹤仙去了，京城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并追认他为副省级级别，他的儿子们遵从他生前的遗愿，坚决辞让不受。
王羲之出身名门,优游一生,何等的潇洒风流,魏晋风度自此人出矣。读史知其谋略也非一般公子哥如殷浩之流可比，其谏北伐文，颇有见识，殷浩不听，自取其辱。只是无奈气量太狭,不能与时俱进，山西帮（王述等）势不可当，此消彼长，是时代大潮所致，山东帮（王导、王敦等）岂能时时得意？因气致仕，太亏了。致仕后又醉心药石，血亏体虚实此物所致，英华早逝，使书法作品存世不多，非如此，岂不为中华多创瑰宝欤？
尘埃里的花
曾经是个张迷，中学时曾流行玩文学，那时你要不懂文学，别人都不搭理你，就如现在，你要没有两三个“单返”相机挂在脖子上，别人也不搭理你一样，就不能免俗，狠狠地看了几本张爱玲。只是看不懂，就觉得文字冷涩，像抽过烟嘴里的味道。后来开了情窦，便只关心人家的私情，对胡兰成与张爱玲间恋情颇多艳慕，就不明白为什么张爱玲这个孤傲的大才女会被胡兰成那样的“花心大萝卜”玩弄于股掌之中？同时也怀疑爱玲的眼力，怎么就中了那姓胡的道了？
胡兰成曾经是汪精卫手下的笔杆子，属于无行才子之类的政客。张爱玲在上海认识他时，他正身陷囹圄，汉奸帽子高悬，且妻室在侧，可是张爱玲就一塌糊涂地爱上了他。在送给胡兰成的第一张照片后，张爱玲写道：“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是张爱玲一贯的文字，只是那低低的姿态似不像在她那张著名的照片中的高扬。很久以后，胡兰成在《论张爱玲》一文中写到：“而她，是在卑微与委屈中成就她的倔强，而使这倔强成为庄严。”我不知道这“大少”当时心里是如何想的，但年青时的胡兰成是很有些让女人喜欢的资本的。他的一生四场婚姻、八段爱情是让人瞠目的，而胡兰成的才气也是一点都不亚于张爱玲的，即使是今天重读其文，他都配上“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的中肯评介。于是我常常想，我们是不是太宽容周作人，而又过于苛责胡兰成了？抑或是横溢的才华让张爱玲义无反顾地踏上明知不可为而偏要为之的万复不劫之途呢？直到人生的暮年才与比她大了十几岁的美国作家赖雅成婚，难道只是为了“两条冻僵的蛇，为了彼此取暖而彼此靠近”的缘由吗？
胡张的婚姻是没有仪式的，只有一纸简单的婚书：“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很久以前与一个同样是张迷的网友聊天，她的网名恰是“静好”，可见她是深得其味的。这两字源自诗经，大概就是投以木瓜抱以琼瑶之意，只不过爱玲在送出琼瑶之后连木爪都没得到，得到的是无尽的苦涩与惆怅。她曾在信中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后来，胡兰成在《论张爱玲》一文中这样理解这句话的：“她就是这样‘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基督在鸡鸣之前祈祷三次：‘主呵，如果可以移开这杯子，让它移开吧’，而终于说：‘既是主的意思，我将喝干它。’于是他走向十字架，饶恕了钉死他的人们，并且给钉死在他旁边的两个强盗祝福。她就是这样，总觉得对于这世界爱之不尽。”老年的胡兰成就像《大话西游》中唠里唠叨的唐僧那样对旁边的小妖说：“你看，他听明白了。”
于是这种宽容让张爱玲不仅不介意胡兰成的妻室，而且当她知道胡兰成有许多女友，甚至当其面而挟妓游玩时，也没有表现出女人正常的醋劲。“她倒是愿意世上的女子都欢喜我”，胡兰成后来在《一生一世》中写道。而此时的张爱玲是如何捱过这段若鸡肋般的情感呢？不得而知。只是“婚后”不到两年，胡兰成在武汉“娶”了护士周训德，在温州又与范秀美有了情事，张爱玲去温州探视胡兰成，千里迢迢奔波而来的爱玲被安排在火车站旁边的一个清冷的小旅馆里，而胡兰成白天陪她，晚上却陪伴在情人范秀美之侧。张爱玲只能黯然离去，张胡之恋就此收局。
很多年以后，在自己糊乱涂鸦的小说中引用了张爱玲散文《爱》中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到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的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那感觉是轻轻的，就像一阵风似的，在眼前飘过……
(本文发表于《颍州晚报》《副刊》2010年2月27日）
左思的牢骚
很喜欢左思的诗，朴实无华，不像他那个时代惯有的风格，其诗《咏史》曰：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左思所处的时代正是魏晋以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最严重的时期，出生寒门，长得不帅,偶尔还会造成首都洛阳纸张价格波动的左思感叹时事，不由得愤青道：为什么那些处在阴森不见天日之涧底的无数百尺苍松反要去受长在高高山顶上的寸把长的小树苗荫泽呢？原因就是山上的小苗从其出生时就高高在上，据要津，蹑高位，是世胄，是地势使其然也。金张两家的成功与冯唐的失败,原因就是这样。
那个时代的“大唯物主义哲学家”范缜就是这样认为的。王爷萧绎笃信佛，认为荣华富贵都是其上辈子积的阴德。范缜抵触佛教，他对人生而不平等的炎凉世态有着清醒的认识,从他对萧绎的回答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他说：“你萧王爷与俺范某人就像生在同一棵树上的花瓣，本来没什么区别，只是来了一阵风，吹落了咱们俩，于是你就飘飘乎乎落到了红地毯上，俺却直落到粪池子中，这就是咱们现世的区别,而不是什么因果报应。”
左思与范缜的解释虽不径相同，但都至少说明了外因的重要性,即位置与环境等外部因素的作用，有时常常会大于内因、本质等内部因素。否则“李广难封，冯唐易老”之类的鬼话也不会永久地封存历史之中，反让世人不时拿出来去牢骚一番。(本文发表于《颍州晚报》《副刊》2010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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